当代文学: mgm娱乐场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解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经十多年了。2007年,他与朋友一起创立了“纸托邦”(Paper
Republic)。这是一个中国文学英译者的“线上联盟”,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译者,力图通过高质量的译本将优秀的中国作品通过互联网介绍到英语世界,吸引外国读者与版权经纪人的注意。

  谈起麦家海外走红的原因,“运气”,成了很多新闻报道、专家学者口中的关键词——几乎所有出版人、文学研究者都对此大呼意外,连麦家本人也连称“碰上了”。 

建立有效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情况的评价体系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刘江凯认为,了解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多语种翻译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是否有权威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等8个方面进行考量。反馈制度为当代文学走进世界提供了参考依据。

  《 人民日报 》

“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有时超出了西方读者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畴。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有局限性。在技术性层面,如何把语言、文化的转换完美融合起来,也极具挑战性。”季进说。

  这种差异源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地图上的边缘地位。“在国际图书的版权交易市场上,中文图书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外国出版社并不重视中文图书,更不会积极地评估和研究。”在国际图书市场闯荡多年的麦家作品英文版权代理人谭光磊总结道。

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决定了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走多远。“海外真正能够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当代文学的译者还很不够。现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的译者,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的汉学家,比如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罗鹏(Carlos Rojas)、白睿文(Michael
Berry)等,这些人其实都是横跨学术和翻译两个领域,我觉得由他们来做翻译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季进说。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又很难回避。”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陈建军坦言,很多好作品蕴含的民族特色,外国读者既很难理解,也不感兴趣。

●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要让中国好的文学作品打破文化的隔阂,赢得海外读者的青睐,必须先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国际图书市场。陈建军透露,他们在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对同一部作品存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

去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等发布的《2018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的24757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相比于其他门类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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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在美国共同创办的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旨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当代中国文学和优秀作家作品。在与美国劳特里奇公司合作后,借助该公司强大的发行渠道,每期销量大大提高,达到3000册左右,并开通了多媒体终端阅读。

  鉴于市场上国际版权运营人才的严重匮乏,安徽出版集团、重庆出版集团等都在尝试内部培养相关人才,每年选派“苗子”驻外学习,但效果如何,仍需长期观察。而对于沟通中西、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牵线搭桥的汉学家的培养,则更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如麦家所说,马悦然、葛浩文等老一代在国际上颇具声望的汉学家已经日渐老去,年轻汉学家培养尚需时日,要多些耐心。

国内正凝聚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翻译家,他们既能找准海外读者的兴趣点,又能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转换,消弭不同语种、文化、审美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品在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对于那些有志于走出去的出版社来说,版权运作方式的商业化、国际化是急需加强的。刘乔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驻法国的欧洲版权代理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启动人文社中国作家版权在欧洲大陆的独家代理销售机制。“这种做法符合国际市场规律和各国市场特点,大大促进了人文社在欧洲版权输出的推广力度和文化渗透深度。”刘乔说。

张鹏禹

  析

有意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少数作品走红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苏童的作品是影视带动文学传播的一个案例,不少外国读者是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进而对苏童的小说产生兴趣的。在亚马逊网站《大红灯笼高高挂》英文版销售页面,美国读者弗兰克评论说:“我读这本书里第一部小说《妻妾成群》的目的是和电影进行对比。”里奇评论说:“我很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渴望去看看赋予这部影片灵感的原著。”

  海外推广项目缺少评估机制

出版界采用细分模式,推动版权输出多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家版权输出模式,可因地制宜细分为多种。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作家经纪”模式等。

 

目前,优秀译者和译作还有待增加。刘江凯认为,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和被改写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些译者为了迎合西方审美,存在“曲解”故事的情况。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翻译不算作学术成果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性不高。

  丰富宣传推广路径,不拘一格选好书

打磨版权经纪和图书发行渠道

  而重庆出版集团则尝试了另外一条路子。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出售作品版权,而是希望能深度参与到国际图书市场的出版业务中,与国外出版社一同策划,推出既具中国特色,又能契合国际图书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学作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

  同时,这位业内人士观察发现,政府和出版机构的“走出去”项目大多缺少系统性的评估机制,“只是以书出来了没有作为考察效果,但在海外卖了多少本,反响怎么样,没有纳入统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贾伊宁认为,“以我自己学习印度文学的经验来看,一本优秀的文学史教材或学术著作是我了解印度文学的指路明灯,里面重点介绍的作品都会找来看一下。如果外国大学的亚非系、东亚系的学生也能阅读到反映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学术著作,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了解一定会更充分。而这些学生将来恰恰有望成为批评界、翻译界或者版权交易方面的生力军。”

当代文学难掀海外图书市场波澜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虽然在不断加强,但仍存在“逆差”。从数据上看,《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当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文学、艺术类出版物进口量为265.11万册,出口量为198.92万册,进出口比为1.33:1。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学开放、包容、主动拥抱世界的姿态,积极引进外国作品,产生巨大的输入量;另一方面则与当代文学翻译质量、版权代理、传播渠道以及读者习惯息息相关。

  多次参加书展和海外交流活动后,刘乔发现海外读者对城市化题材、聚焦人物命运的作品更感兴趣,他们不欢迎过长的篇幅,也受不了通篇煽情的文字。

●选择好的出版社非常重要

  在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发力的方式。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政府项目持续发力,将一大批优秀中国图书推广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覆盖五六十个语种,并引导国内出版由“推着走出去”发展到“争着走出去”。这些项目一开始采取赠送版权的方式,但国内赠送的未必是国外想要的,效果不理想;后来尝试支持版权交易,国外出版社看中某本书,与国内出版社达成出版协议,这时政府再给资助,市场化运作提升了推广效果。

姚建彬供图

  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看来,翻译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在海外营销成功后才会涉及全书翻译,而且整本书的翻译由海外出版社‘钦定’译者。对于国内出版社来说,海外营销才真正是横在面前的一道坎。”刘乔说。

《今日中国文学》

  “我们目前在海外版权输出上能取得一些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有一位很优秀的版权经理,他曾经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外,从事过外交工作。但这种人才我们太缺了。”陈建军说。重庆出版集团从2004年左右就开始尝试进入国际版权市场并参与推出了“重述神话”系列书系,反响不错。

当代文学: 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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