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集 正文 金 庸 年 记(小传) 金庸 在线阅读

题记:mgm娱乐场, 金庸晚年作为,多出于:逐利。民族主义。 其中,一高于二。
而三,绝不比一二更次要。 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觉。 纯属臆测,绝无凭据。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与壮年,于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皆曾坚守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时时处处,可见天才的闪光。越到老来,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越发浓重,甚至令人有些不敢相认,这个老人,即是当年查良镛?
“日暮而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查先生晚年,还谈不上‘倒行逆施’,有些个颠三倒四倒是真的。最新事例,便是他的厕身‘中国作协’。
查先生,老了。 老人,有老人的胡闹。
“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周作人《老人的胡闹》)
知堂此篇,指桑骂槐,说的是日本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山上参次,真意却在讥嘲老哥周树人。
此文此意,又未见得完全不适用于晚年金庸。1999年的金庸,于西子湖畔,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光辉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八十老翁何所求?金庸偌大年纪,仍是汲汲营营,不知贪图甚么?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仍见知堂《老人的胡闹》)
二百年前,金山寺,乾隆老儿遥望长江之上风帆点点,为之迷惑:“江中有船几许?”金山寺方丈答:“不过两船而已,一船为名,一船为利”
时至今日,金庸的‘为利’甚至‘唯利’,已是尽人皆知。
但我从不认为金庸做事是将‘利’字放在第一位。
虽然在1991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金庸仅列第64位,比他有钱的人多的是,但金庸所缺,分明不是‘利’。
而是‘名’——尽管金庸久已名满天下,而为华夏其他任何富翁所不及。
1923年,向恺然先生以‘平江不肖生’之名,发表《江湖奇侠传》于《红杂志》,万众争读,红极一时。其后,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拍、再拍……而十八拍。红,红,红……而大红!
可以说,现代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皆始自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无名吗?
在获得巨大的俗世声名的同时,当日的所谓的文化界学术界,却对不肖生及他的小说视而不见,好像只有沈从文论及《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才认真评论过他这位湖南老乡。
二十年后,平江不肖生的名声,即已衰歇。到了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还在读《江湖奇侠传》的人,少之又少。
很巧合,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是在1955年,大陆正式禁绝武侠小说,也在1955年。禁绝之前,不肖生的读者已经不多。之后,当然就没了。
多年以后,老一代武侠作家的小说随金、梁、古作品的登陆而解禁。只是,今日,读过或想读《江湖奇侠传》的朋友,还有几个?
平江不肖生,有名吗?
古龙《欢乐英雄·序》:“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大约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
享盛名于草根阶层,在社会上层默默无名;短期内声名大震,几十年后湮没无闻。
谁能保证:金庸,断不会步其先辈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之后尘?
金庸本人清楚吗?确定吗?自信吗?
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
在《金庸,一捆矛盾》,我曾谈到:“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这固然是金庸的幸运处,同时何尝不是老先生烦恼的源头?因为,这一‘经典化’,不是‘完成时’,仍在‘进行时’。基础已在,却又未尽坚稳。
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确信:金庸小说的成为经典,并不是他与众多读者论者的幻觉,而是经过了保险、再保险的。
金庸晚年之饵央视、入作协,皆可作如是观。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母亲,名为‘徐惠禄’(后改‘徐潮生’),金庸自己的母亲,名为‘徐禄’,几乎可以肯定:金庸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处女作主人公的母亲命名的,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亡母的思念依恋。
《书剑》中,徐惠禄女士跟于总舵主的感情,很是暧昧。再联想到她的芳名,这事情其实越想下去越会觉得别扭。改名,势所必然。
此事,我在2007年的《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已经谈过。结论:金庸写《书剑》时,只怕料不到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读它,更没想到有闲人如我会细加推求。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小小心意。
小说写了,发了,红了,之后呢?像《江湖奇侠传》一样,随风而逝……
约10年前,金庸曾对读者谈起自己的小说现在仍是受到这么多读者欢迎,他觉得很意外,也很开心。以上,是我复述当时谈话的大意,原话,一时查不到。但‘很意外’三字,我记得很清楚,定是从金庸口中讲出的。
金庸生平两大事功,武侠小说与《明报》企业,在他心目中一向主次分明。“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以武侠小说享盛名数十载甚至可能延及后世,这在金庸,正是‘不虞之誉’。得来意外,自然‘开心’,同时,也就信心不足。
冯其庸先生预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构思宏大、情节奇妙、语言优美、形象典型,……可与古典文化名著并驾齐驱。”
这种说法,金庸信吗? 大有益于己,为何不信? 太出意外,岂能全信?
查先生早年,多经患难,可能因此而将钱看得格外贵重。至于有论者将‘逐利’视为金庸做事之第一甚至唯一动机,此论,鄙人断乎不敢苟同。
多年来,金庸捐出超过4000万财产,以他的身家论,不算特多,也不好说太少罢?
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荦荦大者,以两事为据。两事,皆与《明报》相关。
1966年1月,金庸创办《明报月刊》。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没落沉沦,几乎成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此谓‘亡天下’)。之前,吴宓先生曾记下切身的感受:“尊事苏俄教员……全国一致,上下争为媚悦,无敢自觉其为中国人者。……今日之中国语文,已为俄文所同化,改变殊多。……如伟大、英明、争取、致敬、模范、水平等字,悉直译取苏俄习用之词汇。故今日者,其但社稷不存,中国之文字乃真亡矣。”
人们对金庸的国学水准的估量不尽相同,谈到金庸对中国古典文化所葆有的那份温情与热爱,相信不会有太多人质疑。
“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风雨如磐中,查先生创办《明月》,为了“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此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可敬而可悲悯的。
《明报月刊》被查先生定位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明月》盈利,投入《明月》。《明月》亏蚀,《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这样不想赚钱也不能赚钱的刊物,怕不是很多的‘文化商人’肯办罢?
‘时间就是金钱’,查先生的时间,可能比你我的时间,更值一点钱。而当《明月》初创、胡菊人先生还没有接手主编之前的一年多,查先生为这份刊物投入太多时间精力。
到了今日,这个人,居然被想像成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是否稍失公道?
《明报》企业的好名声,主要得自金庸的《明报》社评,以及《明报月刊》这份海外数一数二的高品质的学术刊物。
‘自古文人皆好名’,这话,是金庸说的。创办《明月》,除了出于一份民族主义情感之外,自不乏求名之用心。如确,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不损伤他人利益、不欺世盗名、不过分哗众取宠,即为大好。
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千年中才智之士们对于名声的渴望,推动着人类浩荡前行。

《金庸,一捆矛盾》,我说:“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
这里,再试举一端。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金庸,既大方,又小气。
吝啬的要死,慷慨的要命。
1991年,金庸终于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明报》出售予人。在于品海和他的‘智才公司’之前,已有十家机构有意收购《明报》,其中一家,已备好了一张10亿港币的支票,考虑再三,金庸仍是未肯撒手。
金庸说:“于品海出的价钱不是最高,连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乐意将《明报》的控股权交在他手里。……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国交易’,他出一个价钱,我说太多,……终于在和沈宝新兄数度商议后,以折中的价格成交。即使再低价格,我也会欣然同意。……”
毕竟,只是金庸一面之词。
再看看另一方当事人的说法。于品海2003年接受记者专访,表示:‘最有趣的就是……本来我们估计要支付点现金,后来整个收购完成之后,不单是我们没有支付任何现金,还能够手上多了9000多万现金。’(见2010年9月《凤凰周刊》载文《于品海的传媒江湖》)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后世名?’如果金庸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出售《明报》,价高者得,他应该至少可以再多赚2亿港币(港币汇率其时远高于人民币)。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既慷慨,又悭吝。
大方的要死,小气的要命。(江湖上流传着许多关于金庸小气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金庸说自己“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还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
金庸放弃厚利,未肯将《明报》卖予出价最高者,应有相当程度的‘求名’因素。
金庸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应当努力做对《明报》最有利的事。”“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对大众做出贡献。”
金庸视《明报》如子女,望她独立,长命,有出息。
《明报》的存在,树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上面镌刻她的主要创办者,查良镛的名字。《明报》办得越久越好,碑上的名字,也就越发如烛如金煜煜照人。

如有‘今圣叹’,评点《鹿鼎记》,做得像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一样好或者稍差,是否也就同时证明了《鹿鼎记》的文学水准像《水浒传》一样高或者稍低?
我是如此揣测金庸亲身推动《金庸作品集》评点工作的动机的。
据说,关于评点人的确认、评点格式的推敲等等,金庸都有参与。
还是据说,金庸曾指示其版权代理机构(明河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对出版‘评点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要优惠。金庸收取多少版税,不得而知,应该比从‘三联’收取的15%要低。
放弃一部分利益,促成评点进行,还是为求名罢? 果真如是,有些揠苗助长了。
一部杰作,得一高明的评点者,只可遇,不可求。《水浒传》问世约300年,这才有幸遭逢金圣叹。
好的评点,应是出于一种娱乐态度(娱乐时最认真最投入),而不宜看成一项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期以两年完成
,更是不妥。 金庸对着池田大作,畅谈97香港回归:
“一想到中国,立刻就出现‘庞大’的概念。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香港的九千多倍;十二多亿人口,是香港人的二百倍。我们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一项精打细算、小眉小眼的香港人,真像是‘小人国’的人物走进了‘大人国’,岂仅是《红楼梦》中的乡下女人刘姥姥进入富丽豪华的大观园而已。”(见于《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看这架势,金庸在为600万港人代言? 他只代表他自己。
这段话说出的,是金庸自己的心声,得知其作品还有他自己可以回返大陆,那份难以遏止的兴奋之情。
金庸,从1979,一直兴奋到1997。甚至,金庸这里说出的某些感想,是他少年即已念兹在兹时刻在心的。
或谓“香港造就了金庸”,这是汉语汉字,我知道,我也都认识,却总感觉这话说的怎么就这么别扭?
诚然,如非1948年赴港,查良镛就不是金庸,然而,若不是内地发生了‘天渊翻覆’的大变故,查良镛又何止金庸?
读少年查良镛的几篇文章,很见得此子志不在小。未来从事什么行当尚属未知,至少,当时的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舞台,在‘庞大’的尧封禹域,“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后来的发展,却是令人抱憾,无论他的小说写的多么好,他的《明报》办得多出色,有那么二三十年,金庸的影响力局限于香江一隅之地,稍稍延及海外华人群体。眼高四海如查良镛,以张良范蠡为楷模的查良镛,可能满足于此?
一种‘补偿心理’罢?因为与‘天下’隔绝得太久,当他终于可以再次“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心情就格外迫切,事情做的,就格外急功近利。
港片中,有句话,常见的,“在狱中呆了三年,出来后,见个老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的”,金庸从香港进入大陆,有这股势头的。
一块钱,卖掉《笑傲江湖》,忒便宜啊?因为卖给的,是“中央电视台”,重点在“中央”二字。
为何加入‘作协’?因为是“中国作协”,关键,在“中国”,要‘投入大家庭’啊。
金庸,由‘边陲’,往‘中心’联通;金庸小说,由‘俗’,向‘雅’移动。路,已经走了大半,还算顺利,不意却遭王朔中途邀击。
十一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很是深巨。之前,已有多人否定过金庸的小说,而金庸仍视“《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
很多人嘲笑金庸的回应中那句‘八风不动’,我也曾讲过:“谈什么‘八风不动’?能做到吗?做不到的事,说来何益?”
鄙人看法,后来改变了。
有一种惯性思维,似乎一为‘文人’,那他写出每一个字,都是在“做文章”。王尔德即宣称:“文学就是撒谎”。
平心而论,即是作为‘职业诈骗犯’的文学家,偶尔也还是会说几句实话的。
感觉金庸“八风不动”之言,真实记述了他最初读到此文后的感受与反应,不是‘做文章’。
一个人,肯说实话,即使不应赞扬钦佩,也不致被嘲笑讥刺罢?况且,金庸只是说他读罢此文即刻想起了‘八风不动’的佛家教导,又没说自己真能‘不动’(原话:“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
若只感觉有微风拂面,需要提醒自己:我要努力做到‘八风不动’?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甚是深巨。 王朔,这么厉害?
“黄蓉见他神色严重,道:‘这人很厉害吗?’洪七公道:‘欧阳克有啥屁用?他叔叔老毒物这才厉害。’”(《射雕英雄传·亢龙有悔》)
欧阳克后面,站着‘老毒物’。矗立在王朔身后的,则是京畿那巍峨的城门楼,还有一座‘纯文学’的老牌坊。
《九阳真经》教导我们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无奈,理想太高,金庸自己也做不到。
面对王朔攻击,不能视如‘风拂山冈、月照大江’,因为金庸,真气不足。
王朔连金庸的一部作品都没读完,作出的批评能有几多说服力?说服力虽弱,却是抓住了金庸身上与心上的最脆弱的两大‘命门’。
王朔,身在近千年来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北京,不是很瞧得起一干‘外省作家’,尤其是港台作家,他“只知道金庸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
这种论调,根本不值一驳,金庸居然不辞劳苦,列出一连串的好的浙江作家、香港作家的名单,累不累?
当年傅青主有数语说得甚妙,“讲学者群攻阳明,……而阳明之徒不理为高也,真足憋杀攻者。”对于王朔的攻击,金庸的反应,自当以‘不理为高’,如此,真足憋杀王朔。
金庸,太在意了。长久以来‘沦落’在华夏文化的边陲,自卑感是有一些的。
金庸的另一‘命门’,更令金庸感到自卑的,是他在文学上的‘通俗’出身。
虽然王朔也曾被看作‘通俗’,好在后来基本上是‘扶正’了,这才有底气反戈一击,直斥金庸为‘四大俗’之一。
如将金庸小说置于《红楼》群芳谱,更像哪位? 探春。
“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才自精明志自高”。
只可惜出身不正,乃是‘庶出’。
一干‘纯文学作家’,无论多么的不长进、没出息,好歹人家是大老婆生的,‘我自一口真气足’!
十二
这些年,金庸飞来飞去,掺乎各方举办的各种‘活动’,每到一地,例必题词,多为题写对联。坦白说,那些联语,拟的并不够好。
写对联,本非金庸所长。
几年前,看过某次活动的一位‘主办方’成员的文章,说是在金庸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拟好了对联,金庸只管写字就好,哪知金庸竟不领情,自管现拟现写,引得这位先生大为不满,文章结尾悻悻然并且幸灾乐祸地说:“他金庸自己拟的对联,也不好!”
看了这篇宏文,令我作呕不止三日,到今天也还有恶心的感觉。
有些人,如这位先生,价值系统紊乱,竟将狗腿子拟稿大人物挥毫这种反常现象视作当然,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反成变态。
只可用自己的笔,写下阿猫阿狗代他拟就的句子,对于一个文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真要丢人,也只可丢自己的人,如何将别人的狗屁对联算到自己名下?
话说回来,金庸何必丢人?这样的主办方的这样的体贴的态度,何苦再给他们写什么劳什子的对联?
李怀宇曾对许倬云讲说:“今天的金庸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朽。”许先生的回答,甚为明快,“金庸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192页)
如果金庸本人有许先生这样的确信,许多事,他应该不会做的,做了,也不致那样拙劣。
许倬云‘金庸不朽’之论,别人不好说,王朔是一定不会赞成的。呵呵。
万里长城,无非是“把砖头码的长了些”,王朔的这一观点,我倒是举双手赞成。看八达岭长城,丝毫感觉不到有啥子‘雄伟’,只有登上城墙,看墙砖上那些重叠凌乱的字迹,才让我深感震动:心中念中渴望不朽的,竟不限于一小撮人!
十三 一个人的学术或文学成就,与他的品德,不成正比。
乔治·奥威尔就认为“一个作家的文学上的个性同他的个人性格没有什么关系。”
奥威尔讲的,是狄更斯。“很可能,狄更斯在私人生活中的确是罗伯茨把他说成的那样一个麻木不仁的以自我为中心者,但是在他已出版的作品中,却隐含着一种与这完全不同的个性。”
奥威尔并不以弥满于狄更斯小说的那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而断言它们的作者绝无可能麻木不仁自我中心,反过来说,即使狄更斯本人确实麻木不仁、自我中心,奥威尔也不会因此断定狄更斯作品中那无远弗届的同情心尽为虚幻全是骗人。
狄更斯麻木不仁自我中心与否,很重要吗?会拉低或抬高他的小说?
奥威尔向来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自然觉得罗伯茨《盲目崇拜的这一面》一书所写的“这些事情也不能否定狄更斯的作品的价值。”
我看金庸,在狄更斯与大仲马之间,比狄更斯低那么一点点,比大仲马,高那么一点点。当然,只是我个人管见,金庸小说的价值,不是我今天可以论定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论定的。
百年以后,作者喑哑,作品说话。
再有一百年,关于金庸小说价值的争论,应该可以尘埃落定了。
如果作品是伟大的,不会因作者的人格缺陷而沦落。如果作品本身价值很低,即使作者的品格无比崇高,也无力哄抬他的作品,至于伟大。对小说家、剧作家来说,尤其是这样。
今天,金庸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无谓的,既不会拉升、也不致糟践他的作品。
一切,交付给时间。 2010、5 补记:
“金庸回内地之后,原有的批判精神似乎大为消退,未免令人遗憾。”,这话,是徐斯年2008年说的,非唯徐先生,恐怕很多人都会有相似的感想。
1999年的金庸,在西子湖,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当年11月7日,《明报》社论,金庸即已宣称“本报乃民族主义者”。整整40年后,金庸悍然有‘记者学军’之宏论,实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极端化。
金庸此论,即使确有讨好官府的动机,相信也不是主要的。
而‘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与‘法西斯蒂’相差也仅一线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金庸已经有“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的宏论,似乎与世纪末他在西湖的谈话一脉相承?
大不相同。
80年代,金庸虽已认定“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但金庸更同时强调“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并不坏。就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老板。
多一份《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多一个凯瑟琳·格雷厄姆这样的老板,‘水门事件’就不致被掩没真相,尼克松总统只好滚蛋。
60年代初的香港,只有《大公报》《文汇报》,而没有金庸的《明报》,或许大饥荒引发的‘逃亡潮’就会被视为子虚乌有。
1999年,金庸重复了前一层(‘私器论’),而刻意遗忘了后一层意思(‘向外争取’),这才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新闻自由”的伟大结论。
1990年,“香港的新闻自由相当充分,……在报界工作了三十一年,政府插手禁止刊登某某消息,这类事情,还不曾经历过。”,这话也是金庸说的,见于《诸子百家看金庸》。
前后短短九年,何致自相矛盾至此?
或许,与1999年的‘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有关。 当时,金庸是这样说的:
“不久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力量,悍然以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公然进行挑衅。美国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要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於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
我自觉对于‘民族主义’已经很不感冒了,但在99年‘使馆事件’中仍是有些坐不住,况且金庸这样老牌、顽固的民族主义者?
老头子脾气很倔的,他笔下的两位丐帮帮主,多少都带金庸的一点影子。洪七公,在他的武功,“只有九指神丐的独家武功,却是向前俯跌。只因他的武功刚猛绝伦,遇强愈强。……决不随势屈服,就算跌倒,也要跌得与敌人用力的方向相反。”(三联版《射雕》411页)萧峰,在独闯‘聚贤庄’,“一时气愤难当,蛮劲发作,便没细思后果。”
金庸说“如果有人强迫我做什么事,那我绝不会屈服的。”细考他一生行事,这话还真不是自吹。遇到强迫,金庸如洪七公,“决不随势屈服”,甚至也会像萧峰,“一时气愤难当,蛮劲发作”。
至若他面对柔性攻势表现如何?那就不敢恭维了。
1999年,金庸也许感到他的国族受到了威迫,有人想让她‘屈服’(“美国…要迫使中国…屈服於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终于‘蛮性发作’。
金庸1999年的讲话,不排除有讨好官府的用心,不是主因。我更愿意用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来理解金庸的转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突出的…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金庸说要‘向军队学习’,李泽厚2001年重弹老调,也谈起过:“是‘压倒’了嘛。战争说什么启蒙?……军队里面讲什么自由民主?军队就是服从命令打仗。……”(《浮生论学》126页)
金庸对民主自由,有坚持,但不坚定。好在,毕竟时代不同了,等民族主义情绪平复后,金庸并未继续‘择善固执’。
2004年,金庸接受《外滩画报》问访问,说是“ 以前我们办《明报》,……那时
不可以这么随便,但是批评政府是可以的。”
2009年,他接受大陆《时代周报》采访,又说:“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金庸晚年,其言其行虽多有反复,毕竟还不曾如余秋雨张艺谋那样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不是那么严重的。并且也曾以行动卫护过香港的言论、新闻自由。2003年,他对记者讲起“我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说过,你们大错特错,……二十三条的立法是大错特错的。我反对二十三条的立法,所以我跟他说,‘七一’我要上
街。后来官方派人到我公司来,说查先生你不要上
街,您的意见我们会马上向上反映。我说,既然你们把我当朋友,朋友的话你们愿意听,那我就不上街了。”
再例如,20年前毅然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金庸自己是这样说的:“在政治上我是不妥协的。如果我和政治妥协的话,我现在肯定不是单单是一个作家了,可能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相当有权威的一个大企业家。……后来我选择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人劝了我很久,而且江
当时也邀请我访问北京,我不去。对历史事件我是不妥协的。……在大事大非上我是有自己的主见的。”——是有些自我美化的成分的,不算太多啦。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的名门望族。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一九二九年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一九三二年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一睹为快。
一九三九年读初三时,查良镛与同学合著的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出版,畅销省内外,开始初露才华。
一九四一年,他因在壁报上刊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影射着讽刺学校的训导主任,被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勒令退学。后一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年方二十的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由于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接到投诉后勒令其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后曾在中央图书馆阅览室挂一职衔)……
一九四五年,他在杭州任《东南日报》外勤记者及英语电讯收译员。一九四六年年底,又转赴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并被上海《大公报》录取为国际电讯翻译,成为兼职记者。一九四八年年底,查良镛被调派往香港《大公报》继任翻译工作,并在来年发表国际法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文。“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重回《大公报》不久,就在一九五二年被调任前往复刊后的《新晚报》任副刊编辑。其间,曾以姚馥兰、林欢为笔名撰写影评,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
当时,梁羽生也正好在《新晚报》任职,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了。
一九五三年的时候,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到了一九五五年,三十一岁的查良镛亦偶试身手,其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天方夜谭”版连载一年多(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而一举成名。至此,“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同时也奠定了他武侠文学的基业。
五十年代的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因同写武侠小说,还都供职于《大公报》,故人称“三剑客”。某日,他们突发奇想:要在报上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相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一九五六年,《大公报》上开辟此专栏,而金庸的《碧血剑》也开始在《香港商报》“说月版”连载(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七年,三十三岁的他因暗恋长城电影公司一位著名影星,离开《新晚报》进入了长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和导演。在此期间,金庸推出的石破天惊之作《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引起倾城热卖和全城争读。该书更被视为“天书”,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里的宗师地位亦由此奠定。
一九五八年,查良镛与程步高合导电影《有女怀春》,来年则与胡小峰合导电影《五老虎抢亲》。同年,三十五岁的他拿着自己的八万港币,自立门户,创办《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和创作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在《明报》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雪山飞狐》是在《新晚报》上连载的)、《倚天屠龙记》(在一九六一年和《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因倾力倾情地报道、评论“逃亡潮”而声名大噪,发行量遽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
一九六○年,查良镛为《武侠与历史》杂志撰写《飞狐外传》。还是这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是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一九六三年,开始为《东南亚周刊》撰写《连城诀》,《天龙八部》也开始在《明报》连载。
一九六五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时,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同年年底,查良镛开始创作《侠客行》,并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期间,《明报》以对此及时、准确地系列分析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其大报地位。
一九六七年夏季,香港爆发了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六七暴动”,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明报》也成为左派分子重点攻击目标。不过,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在香港创办《明报周刊》,并开始创作《笑傲江湖》同样是在这年。
其实,金庸不但是文学天才,还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比如,是他最早指出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林彪将会被毛泽东清算的可能。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写武侠小说,他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起《明报》的大业。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创作、发表于一九六九年)。这两部小说被公认为其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
一九七○年,查良镛创作《越女剑》的同时,开始修订全部武侠小说作品。一九七二年,《鹿鼎记》连载完毕,四十八岁的金庸就此宣布挂印封笔、金盆洗手,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二十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十年的修订,一套十五种共三十六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这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其中,又要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一九七三年春,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以《明报》记者身份赴台访问十天,还与蒋经国等人见面会谈,之后在《明报》连载《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蒋经国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
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
“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一九七九年,五十五岁的他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建国会”,与丁中江同为小组讨论会之主席。其间,正式授权给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
一九八○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使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进入大陆。此时,十五部三十六册的《金庸作品集》也全部修订完毕,前后花了十年时间。
邓小平重新执政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查良镛这时向中共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一九八一年,查良镛与妻子儿女回大陆访问。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都充分地表露出来。
这次访问,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应道。
此行共游历了十三个城市。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将两朵天山雪莲带在身边回到香港……
返回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一九八四年,查良镛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并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年九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又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方委任查良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中,查良镛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好极了!”
一九八六年,查良镛正式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还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对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当真是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查良镛主持的“武林大会”,由于决不出胜负输赢,得不到积极的成果,于是他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的政制协调方案。
第一稿出来以后,遭到强烈反对。与中方官员“密谋”一番后,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将“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终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
但反对查良镛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在一九八八年发生的此事件在香港引起的轩然大波,查良镛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了更大的风波。香港有数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查良镛“歪曲事实,断章取义”。
广州:十二月六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通过“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的提交给草委全体会议讨论。
香港:仍然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
查良镛: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平心静气谈政制》,在《明报》连载十二天。
最后,在一九九○年的二月二十七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的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查良镛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一九八九年,查良镛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并在《明报》创刊三十周年庆的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下定决心淡出江湖。五月三十日,查良镛卸任《明报》社长职务,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明报企业挂牌上市,查良镛的持股量从80%减少为65%。
把明报企业推向市场,表明查良镛逐渐告别《明报》的决心。在他宣布退休时,十多个财团上门要求收购《明报》。但是,查良镛却选择了一家出价较低的公司,让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当《明报》掌门人。他和于品海联合宣布:由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这,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
一九九二年,六十八岁的查良镛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牛津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持讲座,做《香港与中国:一九九七年及其后五年》的演讲。其间寄寓的牛津大学城,环境清幽,学术空气浓厚。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镛,终于找到一处像圣地那样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贯神驰的“牛剑”之情。这一年里,他还回乡寻师访友,为嘉兴市捐建“金庸图书馆”,获得了加拿大毕诗省省立大学名誉博士的荣衔。
一九九二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又抛出一份“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方将彭定康视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查良镛对香港将来政治制度的一贯主张,从未改变过。他忍不住再次“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一九九三年,六十九岁的查良镛发表《功能选举的突变》长文。
还是这年的四月一日,查良镛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改任名誉主席,并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确定“退休”一事。多年来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侠”,这次可谓一退到底,退得干干净净。从此,他将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
一九九四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的第一部英译本《foxvolantofthesnowymountain》,查良镛也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在本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将金庸列为本世纪中国小说家第四位。他还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获选英国牛津大学两所学院之荣誉院士。
一九九五年,香港明河社星马分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东南亚简体字版。后一年,日本德间出版社取得版权,正式开始翻译刊行《金庸武侠小说集》。
一九九七年,《中国时报》浮世绘版“金庸茶馆”专栏开张,查良镛也举行了个人在台的第一场公开演讲,主讲《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同年七月,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他在《明报》上发表《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写在回归第一日》一文。该年十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thedeerandthecauldron》第一册。
一九九八年五月中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各国四十余位学者赴会或提交论文。该年度中,查良镛获香港政府市政局颁授“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而香港文学艺术协会以最高之“当代文豪金龙奖”授予巴金、冰心、金庸三人;日本“潮”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即《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
在十一月上旬,由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远流出版公司在台北举办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港、台及美、英、澳等国二十七位学者发表论文,二百多位学者与会。该论文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正式出版。
一九九九年三月,七十五岁的查良镛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并开始进行《金庸作品集》的三度修订工作。
二○○○年七月,香港特别行政区颁赠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给查良镛。十一月初,中国北京大学举办“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十二月,获颁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二○○一年四月下旬,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查良镛访台,由新竹清华大学颁赠荣誉讲座教授证书,并与圣严法师、杨振宁博士、刘兆玄教授进行“岁月的智慧——大师真情”会谈。
已经“淡出江湖”的查良镛,过着平平淡琰、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生活。除了周游列国、游山玩水,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读书、研经、下棋、听音乐……
后记:
这篇较完整年记的资料均来自网上,除注明是选自冷夏的《金庸传》(为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出版。虽由与金庸有关系的部门推出,但据闻并未获金庸先生本人认可。详细情况,请自行参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日的《联合报》“读书人”版,列孚所写“《金庸传》引发争议”一文)外,其余的并未发现出处及作者的字样。整编中,因为有部分内容是依据繁体字资料手工输入,且全部整合的内容较多,必将出现各种差错,希望能随时得到您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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