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寿险董事长披露内幕 我们没有被贱卖百亿元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4日 04:10 新闻晨报

  

  太保寿险董事长披露凯雷收购太保寿险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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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凯

太保寿险董事长、总经理金文洪:凯雷入股价略高于价值(上海证券报图片)

  “我们没有被贱卖百亿元,选择凯雷是我们比较了18家投资者之后才决定的。”曾在6年之内主持引资各项事宜的太保寿险董事长金文洪,昨天接受晨报采访时,透露谈判的各种细节,并且驳斥了“贱卖说”。他还强调,太保集团董事长王国良离任是正常的人事调动,与所谓的“贱卖说”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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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某投行出具报告,太保寿险只收了4.1亿美元,就将24.9%的股份出售给凯雷,贱卖了百亿元之多。本报8月2日曾刊登《徐工“贱卖论”一波未平,太保寿险也卷入“凯雷门”———凯雷回应“超低价收购”太保》,当时太保集团发言人对“贱卖说”未予置评。凯雷集团昨天没有对“贱卖说”进一步置评。

  他认为,“第一,最后确定的价格没有背离价值,我可以严肃地说,价格略高于价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要加钱的。整体来说,价格是符合价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尽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够更有利我们,但是商业谈判中无法贯彻某一方100%的意志。”

  估值需考虑“老保单”包袱

  □本报记者 马斌

  外界质疑的核心就是凯雷给太保寿险的估值和报价是否过低。金文洪回应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利率普遍比较高,寿险公司卖出一大批承诺收益率很高的保单,我国随后进入数年的降息周期,这些保单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险公司因此产生巨额亏损。上述的“老保单”包袱对太保寿险产生重大影响。

  多事之秋。

  他引述中国人寿上市时的公开资料称,当时的“老保单”使国寿产生2100亿元的亏损,太保寿险当时的业务大致相当于国寿的9%,算下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需要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不断提取准备金,这些因素不能不被考虑到估值当中。

  董事长更迭和“凯雷门”双重旋涡,将太保推到了最前台。

  “客观地讲,凯雷的报价略高于太保寿险的价值,当然这种溢价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凯雷开出上市、增资等附加条件。”金文洪强调。

  沉寂了近一周后,太保寿险董事长、总经理金文洪终于接受上海

  “18进8、8进1”才定下凯雷

证券报等媒体采访,就“凯雷门”事件进行了解释,并首次披露了太保寿险六年引资的全部过程。

  金文洪首次披露,1999年起太保寿险先后于18家潜在的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接洽,其中达成初步意向的就有8家,包括鼎鼎大名的美国安泰、澳大利亚安保集团(AMP)、荷兰国际集团(ING)、花旗、保德信、凯雷、美国国际集团(AIG)等。

  驳斥神秘报告

  不过,在后期的接洽中,花旗要求太保寿险剥离“老保单”,剩下什么都可以谈;ING要求分10年付款,每年支付4千万美元到5千万美元;AMP不同意一次性付款,所以都没有成功。因此,相对而言,凯雷的报价以及一次性付款的承诺,还是非常有

  “我对今天所说的事实和数据负全部法律责任。”金文洪说。

竞争力的。

  一个月前,金文洪被正式任命为太保寿险的董事长,取代原先兼任寿险董事长的太平洋保险集团前董事长王国良。而在太保寿险六年增资扩股、吸引外资入股的事件中,金文洪不仅是重要当事人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更是中方谈判小组的负责人。

  谈判中不愿吃凯雷一顿饭

  对于“凯雷门”事件,金文洪指出,既然出于著名投行之手,其专业性理应毋容置疑。“我没有看过,也很想看这份报告。”

  “与凯雷长达3年的谈判中,我们几乎每次见面都争吵,吵到血压高。”金文洪回忆起当时谈判的艰苦,不禁唏嘘。事实上,太保寿险一开始并不同意凯雷,因为后者是基金公司,而不是一家保险公司,不能带给太保寿险相应的技术实力。

  记者了解到,所谓著名投行的报告其撰写日期大约在2005年8月20日左右,恰是太保凯雷交易悬而未决之时,“既然是一家著名的投行,评估方法应该不会错。”

  金文洪也承认,谈判的过程中太保寿险内部也有反对意见,于是董事、股东的修改意见不断被加入进去,然后再跟凯雷继续周旋。

  但是,金文洪旋即指出,有关寿险公司的估值至少有三种方法:市净率、市盈率和内涵价值。而要完成全部评估过程,至少需要具备以下要件:对所有的真实经营情况、数据全面掌握要有充分的依据;经过审慎性调查;要采用科学的参数。

  “为确保立场的公正性,我们去美国洽商时甚至不愿吃凯雷的一顿饭。”金文洪笑着说。后来,凯雷拉美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保德信入伙,这才真正打动了太保寿险的心,“我们选择凯雷是从太保寿险的战略角度考虑的。”

  “比如市净率和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是要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金文洪说。

  投行报告可能“动机不明”

  而在测算寿险公司的内涵价值时,投资回报率、贴现率以及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期,都是影响估算结果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么,为何太保寿险自己的评价与提出质疑的投行,相差如此之大呢?

  “如果对公司数据掌握的不全面,或者未对公司作审慎性调查,参数不一样,会导致很大差异。”金文洪指出,更重要的是,“这家投行可能根本未对太保寿险公司进行过审慎性调查。”

  金文洪表示,对一家公司要作出客观的评述,必须掌握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关键数据,并且作相关审慎性调查。“我看过不同投行的9份报告,差异非常大。”金文洪举例称,有的投行为了争取到这笔生意,会特地将目标公司包装得很好,评估价做得很高。但是,参照这份“看上去很美”的评估价,这些投行却无法为太保寿险介绍到一个有意向的合作方,因为这样的评估价是不被认可的。

  金文洪称,自己先后看过9份投行所作的有关太保寿险的价值评估报告,但是报告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些报告差异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些投行,它的目的不一样,差异会更大。有些投行想到我们公司做生意,就先把公司报告得很好,可以提供10期的报告,也可以提供20期的报告,说你请我来给你当顾问。”

  而且在金文洪看来,“事后诸葛亮”的“贱卖论”违背基本事实。他表示,中国人寿在上市至今股价已经涨了3倍,但能以此证明该公司当时的发行价过低吗?事实上,正因为有了外资的介入和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公司的估值才能逐步走高。他透露,太保寿险今年上半年账面利润已达7.35亿元,前几年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见过这样的投行,但是到最后它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个有意向的合作人,没有一个合作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评估。”金文洪称。导致估值结果差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数据的掌握、参数的设置以及了解情况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目的的差异”。

  利差损之患

  不过,仅仅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太保寿险是否被低估仍旧是一桩悬案。

  对此,金文洪称,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考虑净资产、每张保单的现有业务价值,以及未来业务价值。此外,还需要考虑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现金流情况。

  “寿险是长期业务,与短期业务有很大差异,业务价值需要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由于对寿险经营规律不了解,五年前种下的可能不是苹果,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对于发生于高利率时期的利差损问题,金文洪这样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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